1948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组织，选送了21位年轻同志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扣在他们头上的“苏修特务”的大帽子被摘掉了，而“4821”的称呼却在一定范围保留了下来，成为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简称，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叶楚梅（叶剑英之女）、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卓明之子）、江明（高岗之外甥）、刘虎生（刘伯坚烈士之子）、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肖永定（肖劲光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林汉雄（张浩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项苏云（项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高毅（高岗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
集结于哈尔滨
1945年，随着“8·15”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均蓄势待发，准备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战。彼时，延安与重庆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的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彼时人口逾三千余万，资源充沛，重工业尤为兴盛，加之其紧邻苏联，战略位置更显关键。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深刻指出：站在我们党的立场，以及展望中国革命即将到来的未来，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关键。即便我们失去现有的所有根据地，只要我们掌握东北，中国革命便将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石。
与此同时，蒋介石向他的部属们阐述道：东北并非国民革命的起点，而是其最终的归宿。他期望在即将到来的胜利时刻，大家能够加倍奋发，加倍努力，将这座大厦的最后一块基石砌上，以成就最终的辉煌。
国民政府凭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接收东北的合法地位，随即迅速部署兵力向东北增援。
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守”以及“构建稳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指导方针。毛泽东明确表示，受中苏条约所限，苏联无法直接对中共提供援助。我们派遣干部前往，这一决定已定，其中蕴藏着诸多机遇与挑战。
1945年9月，东北局正式成立，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林枫、蔡畅等杰出领导人相继执掌东北局大权。11月，一支由山东、苏北地区调集的11万部队抵达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实现合编，共同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与此同时，还抽调了2万名干部赴东北工作，以此加强党的力量。
在“4821”这一历史背景下，绝大多数人迁徙至哈尔滨。
谢绍明
谢绍明，系革命烈士谢子长的嗣子，于1924年诞生于陕西安定（今子长县）。自红军时期便投身革命事业，年仅15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4821”这一群体中，他年龄最长，资历亦最为深厚。谢绍明曾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抗战胜利之际，他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从延安赴赤峰市履职。不久后，东北局作出决定，派遣他前往苏联深造。
谢绍明回忆道：
“身为延安成立的首批干部团成员之一，我于1945年9月2日踏上前往东北的征程。与我一同前行的，还有林汉南（林汉雄之兄）以及江明。干部团成员众多，规模达数百人。张秀山担任我们的政委，而林枫则担纲副政委的重任。在此次行程中，我们得到了黄永胜指挥的一个旅的护送。
“在那段岁月，太原铁路掌控在阎锡山的势力之下。抵达张家口之前，我们只得依靠脚步跋涉，夜间潜行穿越封锁线。抵达张家口后，有幸遇见了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周密安排下，我们终于坐上了载满煤炭的敞篷货车。对于铁路与火车，我此前闻所未闻，便好奇地趴在地上仔细抚摸了铁轨。临别张家口之际，聂荣臻同志慷慨地赠送了我们每人一双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翻毛皮靴。沿着正太铁路行至沙河下车，夜间又通过康庄抵达北平。冀东地区在日本侵略者实施‘三光政策’后，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无人区’，我们暂居的村落里，连一个幸存者都不复存在。经过密云、黑山口继续向北，抵达古北口后，苏联红军的身影便映入眼帘。”
彼时，我们身份尚不便于公之于众，便在古北口逗留了两晚，随后搭乘闷罐车继续前行至承德。彼处，苏联红军已占据一席之地。
行至热河之际，已步入十月末的时节。突然接到上级的电报，指令我们在热河暂留部分干部。干部团分为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经研究决定，所有大队的第一中队均需留下，其余人员则继续前行。我所属的一中队有幸被留，我被派往赤峰市，担任某个区的区委书记，直至1948年春。随后，东北局的通知抵达，要求我前往哈尔滨报到，预备前往苏联深造。江明亦留在了赤峰，他在一个区担任助理，后来转至县政府负责公安工作。早在1946年，他就已抵达哈尔滨，并在东北局土改团服务。
“在1948年五一节之后，我告别了赤峰，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旅程。彼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批人。李鹏在油脂厂担任协理员的职务，而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则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进修俄语，高毅与罗西北则于哈工大深造。我并未急于投身俄语学习，因王稼祥同志听闻我从热河而来，便找我了解热河接收后的情况。我们多次长谈，我亦耗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他整理出一份较为详尽的材料。那时，我们皆居于东北局招待所，他们上课，我则专注于工作。李鹏亦尚未离开其工作单位。直至八月，我们才开始办理各项必要的手续。”
罗西北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的嗣子。凭借着出色的俄文与中文水平，他被选定为“4821”行动的领队。在参与此行的21人中，他的经历略显独特。1938年，他离开四川，踏上前往延安的旅程，在此期间，他分别在鲁迅小学（保小）、边区中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完成了学业。1941年年初，罗西北远赴苏联，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并接受教育，之后，他成功考入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在1945年8月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之际，他被苏联安全部挑选，派遣至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同年11月，罗西北抵达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并重返哈工大继续深造。
谈及“4821”项目赴苏联深造的筹备与历程，罗西北如此回忆道：
大约自1948年春节过后，当时担任东北局俄文翻译、负责与苏联联络的卢竟如同志向我透露了一则消息：东北局计划派遣一批同志赴苏联深造。彼时，我与高岗之子高毅一同寄居于卢宅，那住所位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附近的一座机关大院。高毅早在1939年便赴苏联，我们曾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校友，他在1947年返回祖国。消息确定无误后，我与高毅便从卢宅搬出，迁至哈尔滨南岗的东北局招待所。与此同时，从张家口过来的延安同志们已经聚集于此，其中包括谢绍明、江明、张代侠、林汉雄、贺毅、崔军、杨廷藩等人。
东北局对此次选派的留学生有着严格的标准，规定必须是军级及以上级别的烈士或干部的后代。
“汇聚于东北局招待所，我们静候着两条重要消息的到来。其一，是期待中央的批准，而当时中央的办公地点已迁移至西柏坡，我们已向其发出电报。其二，是等待与苏联方面完成手续的办理，这项工作主要由卢竟同负责，他与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进行接洽，我们负责的是哈尔滨市护照的申请。此事已获得苏共中央的许可，然而负责接待的却是苏联红十字协会。”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送行，高岗、李富春、林彪都参加了。东北局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经济和工业，回来搞建设，还立了一条规矩，在学习期间，严禁恋爱行为。我们将在苏联的学习与生活状况，需直接向东北局汇报，所有相关事宜均需与东北局保持紧密联系。”
东北局的领导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场饯行盛宴。来自延安的同志们此前从未见过如此丰盛的佳肴，他们尽情享受，有的同志甚至畅饮至醉。
延安保小
罗西北提及的贺毅、崔军、张代侠、杨廷藩等人在南岗招待所，他们与1945年一同从延安出发。自幼年起，他们便与众多同学同在延安保育小学共度时光，直至上中学才各奔东西。贺毅虽曾在自然科学院接受教育，却心怀从军之志，最终加入了由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主办的军官培训参训队，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亦同属此队。1945年10月，他们完成参训队学业之际，恰逢国共双方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因一时未能如愿参军，贺毅陷入迷茫，便与几位同窗商议，寻求父亲的意见。
贺晋年，贺毅的父亲，在红军时代便担任了27军的军长。他与贺龙相邻而居，两座窑洞仅一墙之隔。当贺毅等人围绕贺晋年热议时，贺龙步入其中，也加入了讨论。他指出，当前老兵需裁减，新兵亦然，即便你们尚未入伍。我们历经战火，你们将投身建设，须知打江山不易，建设更难，必须具备真才实学。我提议，不如送你们去北平深造如何？
贺毅与崔军、张代侠、杨廷藩，在贺老总的亲自部署下，携带干粮，驾驭两匹骡子，从延安出发，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征程。他们历经周折，最终在内蒙寻访到了张代侠的叔父——时任五省联防副司令员的张宗逊。张宗逊向他们透露，蒋介石意图撕毁停战协议，北平周边战事频发，形势岌岌可危，已不宜前往那里继续学业。他提议他们转赴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该学校与延安自然科学院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办机构。在张宗逊的精心安排下，他们从集宁搭乘火车，顺利抵达了张家口。
彼时，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的师资力量颇为雄厚，教学设施亦一应俱全。该校学生多来自解放区，他们勤奋好学，竞争氛围浓厚。在这样的环境中，贺毅等人进步神速。他们亦结识了在此就读的李鹏。李鹏乃高年级的党支部书记。
不久，随着形势的变动，张家口工专迁址至哈尔滨。在李富春的精心安排下，贺毅等同学得以加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的工作行列。他们不仅得以亲身参与其中，更幸运地成为了“4821”的一员。
李鹏、邹家华等同仁，亦是在“8．15”事件之后抵达东北的。彼时，贺毅诸人正于南岗招待所加紧补习俄语，而他们尚在履行原职，继续投身于日常工作中。
邓颖超与李鹏
李鹏当时担任哈尔滨油脂公司的协理以及党支部书记，他是那21位同仁中唯一一位坚守在企业岗位上的。在此职位之前，他曾效力于晋察冀电业公司，担任技术员一职。
李鹏能够被纳入“4821”名单，得益于李富春与蔡畅夫妇的举荐。在延安那段岁月，李鹏与其他革命烈士的后代一样，时常成为李富春和蔡畅府上的座上宾。
李鹏起初对于赴苏留学一事心存踌躇。他曾与母亲商谈过自己的考量：一方面，他对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充满热爱；另一方面，随着全国解放的曙光即将到来，他早已期盼这一刻的到来，对胜利的壮观景象怀有深深的向往。再者，他观察到，那些昔日赴苏深造的同志们，归国后多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误区。他担忧，若自己留学归来，也可能偏离中国的实际情况。
然而，母亲最终说服了他。李鹏的母亲坚信，应当将视野拓展得更宽广。建国初期，我国致力于建设和工业发展，而现有的知识水平与党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苏联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赴苏联深造，正是党的事业所迫切需要的。
邹家华
接到前往苏联深造的命令时，邹家华正担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一职。他的求学经历并非始于延安，而是自幼跟随父亲邹韬奋辗转于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历经磨难，却也拓宽了眼界。1942年，邹韬奋前往广东东江游击区，继而又抵达苏北解放区，不幸于1944年7月病故。同年12月，年仅16岁的邹家华在淮南投身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真枪实弹之战。此后，他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深造，结业后分配至上东升政府实业厅建设科担任干事。早在抗战前夕，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46年被调往东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松江哈东地委秘书、副书记等职务。
谈及邹家华，叶楚梅的名字亦不容忽视。作为“4821”团队中的四位女性成员之一，她最终与邹家华结为连理。
叶楚梅
叶楚梅，叶剑英将军之女，于1928年降临于香港。在那年的1927年，叶剑英投身于领导广州起义的激流之中，而叶楚梅尚在母腹中躁动不安。起义虽告失利，叶剑英便迅速将家人迁至香港，待女儿尚未问世，他便再次急切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1937年，叶剑英在负伤之际返回广东接受治疗，那时年仅九岁的叶楚梅方才得以与父亲首次相见。翌年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得以被送往延安与父亲重逢。然而，仅逗留了一个月光景，父亲便又将她送往遥远东北，让她成为民主联军中的一员战士。
刘虎生于1947年自晋察冀边区迁至哈尔滨，当时寄寓于李富春、蔡畅的家中。他的父亲，便是声名显赫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远赴欧洲，投身勤工俭学，在那里结识了李富春夫妇，并成为了蔡畅的入党引路人。红军长征启程之际，刘伯坚选择留在中央苏区，坚定地投身于战斗。在一次激战中，他不幸身中数弹，最终被敌军俘虏。1935年3月21日，这位英雄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献身，并留下了流传甚广的抒怀诗《戴镣行》。中共中央迁至陕北后，便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烈士的后代，刘虎生便是被接到延安的一位。
叶正大、叶正明
叶正大与叶正明，均为叶挺之子。叶挺生前育有九子，然至其不幸遇难，存世者仅余五人，其中叶正大与叶正明乃长兄长弟。父亲离世后，他们被安置于延安。叶正明后转至张家口，得以在聂荣臻的家中寄养。随着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他们亦迁至哈尔滨。至1947年，他们已投身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开始学习俄语。
林汉雄，张浩之子，曾在延安保小就读小学；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项英的千金项苏云，均是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引介至延安，并在保小完成学业；西北局书记任卓明的儿子任湘、侄女任岳亦是由西安办事处抵达延安，分别进入边区师范学校深造，继而又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罗炳辉之女罗镇涛在长征期间暂居于民间，后方才得以寻回；朱忠洪则是王稼祥的内侄。众多同志均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后，历经曲折，最终抵达东北。
伊万诺沃至莫斯科
1949年秋季之初，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共21人，搭乘火车从哈尔滨启程，踏上了前往苏联的留学历程。
启程之际，东北局特意为每位同志定制了一套西装，配备了皮鞋，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火车抵达了满洲里，车辆在此停靠，这里是苏联称之为“奥特伯尔”的边境城市，旅客们需接受边防检疫。鉴于日本曾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加之哈尔滨近期爆发了鼠疫，苏联边检人员严格要求旅客们留在车厢内，禁止随意走动，并对他们的衣物进行了消毒处理。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不得不在火车上度过了大约十天。经过边检程序后，旅客们继续前行至赤塔，随后转乘开往莫斯科的列车，目的地为海参崴。
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旗下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院长季莫菲·扎哈罗维奇·马卡洛夫，这位代表苏方的使者，已明确告知他们，莫斯科并非他们的终点，而是伊万诺沃。随马卡洛夫院长一同前来的，还有儿童院的中国教师张梅，她曾是林彪的伴侣。更让“4821”们心潮澎湃的是，久留苏联的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和刘允斌（刘少奇之子）也亲自前来迎接。他们与“4821”中的众多成员在延安保小、延安中学时便是同窗，与罗西北、高毅之间的情谊更是不言而喻。
伊万诺沃儿童院
苏联方面为中国学生安排了当晚的一班火车，目的地是伊万诺沃。离发车时间尚有数小时，陈祖涛和刘允斌便带领着“4821”团队，踏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红场之旅。莫斯科四通八达、快速便捷的地铁系统，让他们初次领略了现代化的风貌，却也让他们感到有些迷失方向。当从红场返回火车站时，江明因沉醉于站台景观而行动迟缓，不慎被留在了地铁车厢之外。他只记得来时乘坐了四站，于是依数往回站，却始终未见同行的身影。原来，大家已经纷纷返回寻找他，一番波折后才在出站口重逢。当晚，“4821”团队乘坐火车前往伊万诺沃，那里国际儿童院成为了他们抵达苏联后的首个驻足之地。
谢绍明回忆道，他们在儿童院中度过了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期间一边补习俄语，一边等待着苏方的安排。某日，苏联高等教育部派来一位同志，专程解决“4821”学籍入学的问题。该同志表示，鉴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仍维持外交关系，中共派往苏联的学生身份保密，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学府，同时他们持有的哈尔滨市护照也限制了他们前往莫斯科。苏联方面计划安排他们在伊万诺沃市进行学习，以满足他们的专业需求。这一安排与“4821”的期望相去甚远。
伊万诺沃是苏联著名的纺织工业基地，只有纺织、电工、医科、化工等三四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不能去莫斯科读书，大家都有些失望，有的闹开了情绪，谢绍明、罗西北就挨个做工作，征求意见。最后分成几个组，四位女生将前往医学院深造，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人则选择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则进入了纺织大学，而叶正明等人则被分配到了化工学院。由于大家的俄语水平尚不理想，罗西北便担负起责任，将各组同学送至学校并妥善安置。
无论被分配至哪所院校，抵达后都必须从基础做起，补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知识。尽管这批人在国内多少接触过数理化，但他们的掌握程度，与经过苏联正规十年制教育培养的学生相比，实难望其项背。要弥合这一差距，方能够步入高等教育同步学习的行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俄语知识的匮乏更是让这个困难雪上加霜。
谢绍明回忆道：“每天我们只得鼓起勇气，聆听苏联教师讲授几何、代数等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均为苏联十年制高中所采用的教科书。那个时期，尚无俄汉词典可用。我们从哈尔滨出发时，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尽管我们不通日语，但幸好日文中含有汉字，凭借着这些汉字，我们得以凭借猜测去理解。幸运的是，数理化学科充斥着大量公式和固定的知识，相对容易理解。为了更好地掌握俄语，我们被分成了住宿小组，每组由两个苏联学生和一名中国学生组成。”
“4821”一代人不仅肩负着繁重的学业压力，还需历经生活的严峻考验。在踏上出国之路前，他们对留苏生活抱持着无限的憧憬。然而，抵达苏联后，他们才真切地体会到，战后苏联的恢复时期生活之艰辛。当时，苏共联络部每月仅提供400卢布的生活津贴，物价高昂，一公斤黄油的价格高达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用餐，而早晚则需自行烹饪，日复一日，主食只有黑面包。能源短缺导致学校频繁停电，漫长的冬季里，取暖全靠烧木柴。离开哈尔滨之际，东北局并未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时，苏联方面仅每人发放了一件夹克大衣，而到了11月，气温已降至滴水成冰，他们的衣物根本无法抵御严寒的侵袭。
战后苏联面临着诸多社会挑战，治安状况亦不尽如人意。邹家华曾在乘坐公交车时遭遇不幸，其口袋中的卢布被盗，车上众乘客目睹了小偷行窃，却袖手旁观，对此熟视无睹；叶正明游泳上岸后，衣物不翼而飞，无奈之下只得赤身裸体奔回宿舍。
面对这一局面，众多同学感到不适应，精神压力倍增，健康状况也随之下滑，甚至有人因病倒下。谢绍明、江明、叶楚梅等同学更是不幸住进了医院。
即便生活条件艰苦、环境尚不熟悉，这些对他们而言并非首要之急。他们心头的紧迫感，更多来自于在伊万诺沃因诸多条件所限，迟迟无法步入正规的学习轨道。他们始终不愿将留学生涯画上句点于伊万诺沃，既然踏上苏联这片土地，他们的目标便锁定在苏联最顶尖的学府，以求掌握最为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
“4821”党支部积极向东北局汇报生活与学习中的困境，并向苏共联络部同仁反映情况。得知这一情况的莫斯科中国驻苏学生会，随即向苏共中央领导写信，详细描述了这批学生的背景，恳请给予关注与援助。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949年夏日，“4821”团体离开了伊万诺沃，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协助下，抵达莫斯科，入住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原共产国际谢涅什疗养院。与此同时，已在莫斯科就读的刘允斌、陈祖涛、郭志成（郭亮之子）、蔡博（蔡和森之子）等中国学子也汇聚于此，新老学子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期。恰在此时，刘少奇与高岗秘密访问苏联，商讨新中国的建立事宜，“4821”在莫斯科的求学问题亦得以最终确定。1949年9月1日，新学期伊始，他们在莫斯科各自选择了学校与专业，展开了崭新的学习旅程。
为祖国发奋学习
莫斯科汇聚了众多高等教育机构，国家顶尖院校鳞次栉比。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苏联果断地作出决定，将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对于“4821”计划，苏联已无需过多顾忌，因此，相关人选在挑选学校时，可以充分依照个人意愿行事。
但当时中央对他们选择专业是有指导性意见的。东北局曾经指示他们学经济和工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向“4821”传达了更明确的意见，建议他们避免选择政治专业，认为中国政治已经走向成熟，无需依赖苏联培养政工干部。以往赴苏联学习政治的中国学子，常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同时，也建议他们摒弃文科学习，转向工科领域，专注于工业知识的学习。至于具体的专业选择，则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专长来决定。
罗西北、李鹏、崔军、贺毅、林汉雄、肖永定、高毅都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该院的前身是1918年设立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电工技术系和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电机工业系，是苏联著名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培养动力工程师的摇篮。当时该院的院长就是苏联电气化计划的制定者之一。这么多人选择这所院校，也和罗西北的影响有关。罗西北早于其他同学进入该校。同伴们在伊万诺沃安顿下来后，他就到了莫斯科。当时他持的是苏联护照，又曾经为苏共工作，可以在莫斯科任选高校读书。他在延安时就有搞水电的想法，所以选择了动力学院。后来大家择校时，自然要请他参谋，他坦言自己的想法，并且向大家宣传列宁的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即是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这句话在李鹏、贺毅等人的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三位学子均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深造，荣幸地成为了陈祖涛教授的校友。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共同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深造。他们的这一决定或许与家族的悲剧经历紧密相连，那场不幸的遇难激起了他们对飞行器的深切兴趣，他们渴望深入理解并最终掌控它。
杨廷藩与罗镇涛均被莫斯科财经学院录取；项苏云则选择了莫斯科纺织学院；叶楚梅则踏入莫斯科大学的校门；任岳则投身于莫斯科建筑学院的学术殿堂；任湘则选择了莫斯科地质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归宿；而江明则被莫斯科农业学院接纳。
无论踏入哪所大学，语言障碍始终是难以逾越的重重难关。在课堂上，他们大多只能听懂皮毛，主要精力便放在了尽可能详实地记录笔记上，而后再慢慢消化吸收。他们每日凌晨即起，勤奋自学俄语，直至两年之后，方才略感一丝轻松。
在“4821”留苏生涯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无疑是1950年2月17日，那天，我有幸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到莫斯科。17日晚6时，他们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留学生。毛泽东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还有一些同学拿着钢笔和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争相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毛主席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专业，为他们题写了不同的话语。比如，叶正大告诉毛主席他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主席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给李鹏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张代侠题写的是“努力向前”，给贺毅写的是“光明在前”，给江明题的是“农业机械化”。周总理为大家题写了相同的话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主席和周总理与同学们共进晚餐，餐后还举办了舞会，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因此更加高涨。
1953年10月，罗西北荣膺动力学院首张毕业证书的获得者。紧接着，到了次年12月，与他同属低一年级的李鹏、贺毅等同学亦顺利摘得动力学院的毕业文凭，并荣获“优秀毕业生”的殊荣。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学生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赢得了苏联教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除了谢绍明、叶楚梅、任湘因健康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业返回祖国之外，全体同学均顺利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党支部和学生会
在“4821”赴苏留学期间，自1948年9月至1950年8月至9月，我们拥有一支独立的学生党支部和学生自治会。该组织不仅全面负责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及思想动态，同时亦承担着与东北局保持密切联系的职责。
在21位成员中，除高毅与罗镇涛外，其余19位均为共产党员。在赴国外之前，东北局委派谢绍明担任支部书记一职，然而支部尚未正式成立。直至谢绍明因健康原因返回国内，这21位同学才聚首一堂，召开会议。会上，谢绍明传达了东北局有关组建党支部及学生会的指示。经过一番讨论与酝酿，众人一致推举李鹏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学生会主席，邹家华与任湘则被选为支部委员。
“4821”党支部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于伊万诺沃停留期间，向国内党组织如实反映了国际儿童院中部分中国儿童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央作出决定，将这些儿童接回祖国。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老照片
1948年冬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的中国学长们纷纷毕业，大多选择留在莫斯科继续深造。而朱敏——朱德将军的女儿，由于曾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拘禁于集中营数年，此刻仍在高中就读。剩余的孩子们多为十几岁的年纪。其中一部分是在幼年时期被送往苏联的，有的则是在此出生的。他们的中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能说上几句，有的则几乎对中国语言一无所知，对祖国的了解和认知十分匮乏。他们还注意到，当时的儿童院管理者对中国的孩子持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态度。针对这一状况，“4821”支部随后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进行讨论。在谢绍明即将回国之际，他主持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件，详细阐述了现状以及“4821”支部会议的观点。信中表达了对苏联战后各方面状况的担忧，指出生活条件艰苦，对孩子们的 教育也存在不足。随着祖国的解放，已有条件将这些孩子接回国内接受教育。因此，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在国内教育打下坚实基础之后，再有机会前往苏联深造。
谢绍明将此信转交给了与他一同归国的王稼祥同志。从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封信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陈祖涛的会议中提及，大约在1950年左右，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向他咨询了有关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中国孩子的状况，并在我陪同下亲自前往该院，逐一核对了留驻那里的中国儿童的名单。
1950年春，苏共中央作出决议：“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所抚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遣返回国（名单附后）；并指派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的执行委员会（由霍洛德柯夫同志负责），确保在本年7月至8月间完成儿童的遣返准备工作，并将他们运送至贝加尔斯克火车站，以便由中国代表接收。”
1950年8月，一群中国少年重返祖国怀抱。其中不少人在此之后，远赴苏联深造，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教职员工与低年级的中国学生们共同留下了合影。
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4821”支部还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在儿童院图书馆中，他们发现了一宗价值连城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中包含了一些罕见的照片，以及长征时期干部们撰写的回忆录，还有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各类笔记，以及第三国际时代的珍贵档案。针对这一发现，他们及时向东北局汇报，并建议迅速组织收集与整理，将这些资料安全运送回国，加以妥善保管。
1950年8月至9月间，新中国首批派遣的留苏学生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这些留学生受到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悉心照料。在此过程中，“4821”党支部宣告解散，其成员与新增党员融合，依照所在学校重新组建了新的党支部，从而与东北局的关系画上了句号。随后，李鹏被中国驻苏大使馆委以重任，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并积极参与大使馆留学生党委的工作。
栋梁之材
“4821”班毕业后，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一五计划”的建设热潮之中。他们的志向一致，那就是深入基层，奔赴祖国最迫切需要的地方。罗西北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的北京水电院工作了两年，随后于1955年年底调至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在那里扎根了整整十年。谢绍明则被分配到了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则前往了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与叶楚梅携手踏上了沈阳第二机床厂的征程；叶正大、叶正明则来到了沈阳飞机厂。贺毅原本被分配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主动请求下基层，与崔军一同前往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虽然被分配到北京，但他没有选择机关工作，而是投身于官厅水库的建设。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邹家华叶楚梅
在“文革”的初期阶段，由于留苏的经历，他们被错判为“苏修特务”，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邹家华和叶楚梅夫妇先后被捕，竟然在同一个监狱中失去了彼此的消息。朱忠洪在遭受迫害后，精神状态受到了严重摧残，最终患上了精神病。“文革”的阴霾终被驱散，他们得以平反，然而，精神上的创伤却如同顽疾，难以彻底愈合。某日，朱忠洪步出家门，便如人间蒸发，从此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自“文革”落幕之际，“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全面昭雪。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中央组织部期间，他力主勇于选拔与重用杰出中青年干部，对于“4821”这一群体的任用问题，亦引起了胡耀邦同志的特别关注。
李鹏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他列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了19人。第二天，胡耀邦就把这份名单批转给宋任穷，宋任穷看后，于25日批转中组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考察了解21人的情况。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批示中还说：“我认为有些同志可能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应与他们的上级共同考察，以确定他们的安排是否适宜。”1981年2月，中央对电力部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李鹏被任命为部长和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关注与推动下，至1981年底，邹家华、叶正大、贺毅等人的名字已跃升至副部级领导岗位；林汉雄、谢绍明则被确立为副部级后备人选。至于司局级领导层面，任湘、肖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等人均已担任要职，而刘虎生亦即将被晋升为副局级干部……。
自那以来，在这21位同仁中，罗镇涛虽已离世、朱忠洪亦成失踪之谜，余者皆在工作岗位上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堪称国家之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