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诗歌啊，各种古籍里也能看到“良家子”这词儿挺常见的。比如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提到：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入侵萧关，（李）广身为良家子，参军击敌，善于骑射，屡次杀敌首级，官至汉中郎。后来那位名声响亮的飞将军李广，其实也是以良家子的身份参与兵役，在同匈奴的战斗中屡建战功，从基层一步步晋升，最终成为一名将军。
西汉骑兵
那么，“良家子”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从“国人”到“良家子”，这中间的转变可以说是挺有意思的一段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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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与西周，东周分成两段。东周的八百多年，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谈到西周之前的夏商两朝，那里头的部族色彩挺浓烈，尤其是在商代时期，在内外服制度的影响下，商王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盟友而不是上下级。也就是说，商王对于地方的掌控力比较有限，不能充分调动属国的资源。在那样的情况里，商王们主要依靠自己去开拓疆土，扩展领地。
像商王武丁时期，挺多次去征讨鬼方，基本都是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一旦到了牧野之战，商王朝快要灭亡了，主力部队根本不在朝歌，而是在远征的途中。无奈之下，商王帝辛（纣王）只能把奴隶武装起来，去应对以周族为首的西部联军。结果呢，这支临时凑起来的军队在战场上突然倒戈，带领周军攻入了商都，也就这样结束了延续了几百年的商王朝。
新成立的周王朝吸取了商朝的教训，用分封制代替了原先的内外服制度。周王室把子民和奴隶封给宗室、功臣以及盟友，让他们去新征服的地方建立诸侯国。这一做法，放在华夏的语境里，挺像是早期的武装拓展。就像后世西方人在开拓美洲一样，这些土地虽说在名义上归属于周天子，但实际上拥有很强的自主性。
东周时期的战车兵是那个时代的重要军力组成部分。这些战车主要由木质轮辋和车架组成，配备了骑兵或步兵作为乘骑。战车在战场上扮演快速突击和冲击的角色，尤其在早期的战争中显得尤为关键。战车的使用不仅体现了东周军事技术的水平，也彰显了贵族的战斗地位。随着时间推移，战车逐渐被步兵和骑兵取代，但在东周时期，战车兵依然是军队的重要组成力量之一。
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土地分配之外，分封制还弥补了内外服制度的不足。诸侯国对周天子有军事上的责任，必须听从天子的调令，协助征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有点像后来的日本战国时代中，国主大名与属下豪族之间的那种关系。
和土地制度搭配的，就是军事体系的搭建和权力分配方式。在分封制之下，从周天子到各路诸侯，形成了一个国与野分明的制度。住在城邑里的民众，跟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一样，既要履行兵役义务，也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住在城邑之外的野人，则被看作奴隶和被征服者的后代，既不能参军，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分封制渐渐松动，周天子再也难以掌控全局。紧接着，战争越发频繁，诸侯之间互相吞并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战争规模扩大、持续时间变长，打破了原本的国野划分，各个诸侯国都得大量征兵，应付不断升级的战事。
秦战车兵
早些时候，位于今天山东的齐国开始做出变革。当时，齐桓公用管仲出任宰相，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管仲在经济方面调动资源，同时也对军事体制进行了调整。据《管子·匡君小匡》说：“国家划分成二十一块：商工之乡六个，市场设立三乡，工族建三派，泽区划分三段，山地分为三衡。以五个家为一轨，轨长有别；十轨组成一里，里设负责人；四里相连，有长官掌管；十连归一乡，乡中有良人；三乡合成一帅。”
齐国把境内的所有人都组织起来，搞成一个军政合一的体系，这样一来，齐国的军力就变得更厉害了。凭借着比较强的兵力，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公认的霸主。
管仲的改革可以说意义非凡，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小的问题。像士农工商的人都能加入军队，确实帮忙壮大了军队规模，不过也带来一些麻烦。工人和商人们那种生产方式，让他们更关注眼前的利益，过于在意得失之类的事儿。
工商两边出身的士兵，反倒成了齐国军队里头的大麻烦。相反，士（基层官员家庭子弟）和农出身的士兵，战斗力反倒更强，值得信赖。
秦步兵
在齐桓公之后的几百年间，诸侯国更看重从士和农两大阶层挑选兵员。特别是战国时期崛起的魏国和秦国，秦国商鞅变法还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这一思想后来也为统一天下的秦朝所采纳。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楚汉之争最终夺取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开创了一段崭新的历史篇章。作为新王朝，西汉在制度方面基本沿用了秦朝的体制。
《历代兵制》上说，汉朝大体上沿用了秦朝的兵制，普通百姓二十三人为正，同一年当做卫士。第二年就变成材官和骑士。全国的人都得坚持边关值三天，不许自己随便跑，要离开的话，必须等下一轮更换才能离开。要是不想值班，就得交三百钱，作为补贴给守卫的官兵，这叫做过更。遇到战事，就会用羽檄来调动材官和骑士，准备应付军务……
汉弩兵
每个成年、身体健康的壮汉男子都得为国家服兵役，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算得上是个好家子。在那会儿的人眼里，巫师、医生、乐师、工匠、商人这些从事“末业”的人，不能算是正宗的良家之人。
只有官宦家庭和农家子弟，才有机会跃入良家子的范畴。而且，他们的祖辈不能有道德上的缺失，还得拥有一定的财富，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良家子。这一特殊阶层在两汉持续了四百年，影响深远，被后世仰慕了千余年。
良家子与两汉：携手走过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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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里曾说过：故国往往因弱而灭，汉族则因强而亡。两汉的繁盛，很多时候都能看到良家子弟的身影。前面提到的飞将军李广，就是典型的良家子例子，见证了西汉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出击，抵御匈奴的变化。
整个西汉时期，二百多年中，很多跟李广类似的人，都是靠着类似的路径走上官场，最终有所作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良家子平日里是农业生产的主干力量，也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碰到战事时又会变成大汉最勇猛的战士，在战场上为大汉立下显赫战功。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这六个延边郡的子弟啦。这些地方因为气候原因，一直走半农半牧的道路，再加上经常受到匈奴等部族骚扰。北地六郡的子弟，弓马技艺都很娴熟，善于征战，绝对是汉军的核心力量，在历次战役中都立了汗马功劳。六郡的这些世家子弟，也就成了后世精锐部队的代表人物了。
面对这些为国家奋勇作战、屡次立下战功的群体，西汉政府当然也予以了充分的关照。驻扎在京城的羽林军和期门军，优先挑选来自各地的名门之后。在西汉的体制里，羽林和期门的兵士都归郎中令管辖，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天子安全，这两支军队也被称为天子的亲军。
西汉骑兵
在这两支军队里，要是能力出众，想不被皇帝关注都难，重用的几率挺高。班固在《汉书》里曾经感叹过：自秦汉以来，秦汉一脉，山东老家出相，山西出将。从西汉到东汉，四百多年的光景中，来自六郡好家伙子们的名将那真是数不胜数。很多武将换个角色，转到中央，成为高官，也是常有的事。
就算能力平平，一旦被录取，也能领到终身的薪俸，从此基本上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到了东汉，因为财库捉襟见肘，只不过把退役军人的俸禄削减了一半，改成减半发放。
两汉不仅对这些好家伙本人照顾得挺周到，还会考虑到他们的家人。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他们的子女也会被送入羽林，接受国家顶级的军事训练，一下子就变成羽林军的一员。霍去病第一次出战匈奴的那八百骑兵，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羽林出身的娃儿。
霍去病
良家的姑娘们，也不少进入了两汉的宫廷。幸运的话就能成为皇上的妃子，而像汉元帝出塞和亲时的王昭君，也都是出身于良家人家。可以说，良家子弟在两汉社会的运转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些出身于良家的人，最终的归宿多半也没太好。大多还是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被历史的车轮碾过，无声无息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有的在仕途上遭遇挫折，有的则平淡度过一生，很难留下什么光彩夺目的痕迹。总的来说，良家出身的命运没有特殊的优越感，最终大多归于平凡或被时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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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年，刘秀在洛阳再次确立了大汉的旗帜，开启了东汉的统治。虽都用汉作为国号，但东汉和西汉之间差异挺大的。刚建国那会儿，布衣出身的将相挺多，地方上的豪强在面对刘邦带领的丰沛集团时，被压得死死的。所以，西汉皇帝办事做事特别强势。就算是开国功臣，也难以撼动皇帝的王者地位。整个西汉，只有霍光那样的能掌控大局。
东汉更像是由多个地方势力联合出资共同运营的公司，只不过把刘秀当成了CEO。云台二十八将，都是一些地方豪强，个个都有称霸一方的实力，所以在汉章帝之后，东汉逐渐走向外戚当权的趋势。后来，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控大权，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些普通出身、依靠战功升迁的官员，渐渐失去了渠道，变得像《权力的游戏》里的守夜人似的。
东汉和羌人打了大概一百多年仗，导致延边的几个郡国都吃了不少苦头。在这场战争里出生入死的那些普通人家子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难免对东汉中央产生一些不满。后来董卓做了不少事，也能看作是六郡那些良家子对那些把持朝政的豪门望族的报复。可说到底，时代变了，属于他们的那份辉煌其实已经过去了。掌控中国的那些世家大族，快要开始新一轮的权力、财富的洗牌，属于他们的时代，不远了。
在魏晋南北朝那一段乱世时期，既是门阀们的鼎盛时光，也是他们逐渐走向没落的阶段，历史的潮流又开启了新的轮回。那些出身名门的子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之后的朝代里，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群体，在不同的年代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