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八月十二日凌晨六时，收到您的来信，倍感敬重。昨晚自您处归来，与周惠同志长谈至深夜，将我对您指示精神的领会与心得一一分享。
根据全会精神，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其性质乃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彭的信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本人与彭有过交往，与黄克诚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且曾与张闻天同志进行过一次交流。其间具体过程，至八月十日晚之前，存有重大隐瞒。如此种种，根据推论，我显然成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加之我持有众多右倾思想和见解，推论结果自然得出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
周惠同志与我共居一地，我们在许多话题上曾有过交流，其中一些也与他探讨过。在庐山，我第二次拜访彭同志时，他出于一片好意，强烈建议我前往军事俱乐部。因此，他也多少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在群众运动及其他诸多问题上，他的立场显得相当坚定。然而，鉴于我自身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多少也难逃其责。推究下去，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类似错误。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的总体形势来看，这种情况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当我们反思自身，坦诚面对，却发现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我想，如果真的戴上这两顶帽子，我必须向主席、中央、全党，湖南的党员和人民，甚至我的家人，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两项错误。然而，一旦继续深入，泪水不禁涌上眼眶，话语无法尽述。在此之际，周惠同志情绪激动，放声大哭，而我则强忍泪水，泣不成声。对于这两个问题上的严重错误，我毫不否认（与周惠同志相比，我有很大的不同）。
今晨十点，我收到了您的来信，要求我撰写一份详尽的材料。原本昨日，我计划将所有想法与行为系统地向您汇报，但遗憾的是，您频繁的插话有时扰乱了我的思路，尽管耗时较长，仍觉得意犹未尽。借此机会，我将尽我所知，向您汇报所有材料和我的思想状态。恳请您相信我的忠诚与真诚，我以对您、对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生命之重，确保所反映的全部材料真实无误。尽管记忆力有限，可能在某些语言、细节或记忆上有所欠缺，但对于关键性的材料，我绝无保留，也绝无遗漏。
我将问题分段阐述。
（一）我与彭德怀同志的交往及对话经历。
1. 彭在武昌会议之后对湖南的视察及其谈话内容，可详阅我于八月三日的检讨（全会简报第十号）。需补充的是：我如今方才意识到，彭的言谈中隐含着自我拔高与扶持我的深意，而当时我并未察觉到这一点。
2. 在庐山，我与彭的两次正式会谈，首次发生在七月三日或四日的上午。此次会面是由我主动约请，而非彭主动邀我。会谈内容除详述于八月三日的自我检讨之外，还包括了彭提出的一些议题。
甲、在中央常委层面，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后，发言愈发显得不便；恩来、陈云同志曾犯过失，导致无法公开发言；朱德同志发表意见较少；林彪同志因身体原因，对情况了解有限，言辞不多；邓小平同志同样不便多言。这间接表明，常委之间在部分问题上，讨论往往难以深入展开。
乙、他勇于指出工作的不足。而且，他时常向主席呈送一些批判性的资料，例如来自广州军区的文件（他当时手持，我并未细阅）。他如此一番言论，或许会引起主席的不悦，即便面临撤职，黄克诚亦能胜任国防部长之职。
丙、归自欧洲后，他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言及铁托身边有数十人弃他而去，投奔阿尔巴尼亚，话音未落，主席的面色瞬间转为酡红。
丁、在一个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召开前夕，主席特意召集陈云、富春等六位领导人，就今年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了深入讨论。陈云同志曾指出，实现二千万吨的目标恐怕难以达成，主席对此并未发表看法。然而，会议结束后，外界舆论纷纷传言，声称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便有人开始对指标表示动摇。这指的是富春同志进行了一次宣传，尽管他没有明确点明这一点。
戊、主席亲自以个人名义致信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此举是否已获中央批准。
己、 彭在西北小组会议摘自上次的讲话内容（详见庐山会议简报第四十八号），除却第二页七月四日的第二条“我曾犯下四次错误”，以及第三页七月六日的一、二、三条未曾与我商讨之外。其余部分，大致均有涉及。该语句未直截了当地提及主席，其意涵亦与所摘引内容有所出入。
3. 我们的第二次与彭同志的谈话，发生在您与周惠、我以及李锐同志进行首次会谈的次日或第三日，即七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在这次交流中，我们深刻领会到主席的意图：庐山会议旨在全面肯定成就，总结经验，同时也不排斥提出存在的不足。周惠同志出于一片善意，认为主席的见解应当传达给彭同志。我曾向周惠提及，彭某有几点想法欲向主席汇报，然而他担心自己言辞不当，心中不免紧张起来。同意周惠意见。
此次会晤虽短暂，但我向主席详细汇报了与他交谈的过程以及我们从中领悟到的精神实质，概括起来，大致包含以下四点：
甲、全面权衡，实属必要。昔日，计委在此方面处理得不尽如人意。
乙、会议应轻松，无压力，畅所欲言。
丙、提及去年预估产量偏高的情况，我曾提及，上有所好，下必有过之无不及。
丁、主席谈及蒋干之事，指出曹营的局势颇为棘手。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此刻，他提及正计划给主席撰写一封信件，我遂建议不妨将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内容整理成文，作为信件一同呈上。他曾在小组中发表过言辞，然而遗憾的是，简报并未予以刊登，而他当时亦未对此进行系统性的阐述。他听后表示赞同，并对我的提议表示感激，称我为他充当了参谋。我提醒他，在写信时务必保持冷静与客观的态度，此前的经验教训已告诫，与主席的交流同样不容忽视冷静的重要性。
至于他拟撰写的信件，其具体内容、行文方式，以及最佳的撰写与发送时机，我对此一无所知。
4. 未来尚有两次相聚之约。第一次定于七月十八日的上午，届时我、周惠、李锐同志将一同拜访黄克诚同志，并与他进行大约一小时的交谈（具体内容另行详述）。谈话结束后，我们一同前往参加总理的会议。在出门之际，偶遇彭先生，但彼此并未多言。
在七月二十三日那晚，紧随主席讲话之后，因我及李锐同志的思想并未达成共识，心中颇感紧张。于是，我便前往寻找黄克诚同志进行谈话（具体内容待后详细说明）。谈话接近尾声时，彭同志恰好来到黄克诚同志的办公室。我提及我们已被抛掷至三十公里之外，彭却轻描淡写地回应道：“那又如何，还有三十公里而已。”他话不多便离开。
5. 对于彭的过往，我仅听闻他在百团大战期间未曾遵循中央的决议，除此之外，我对彭的历史事迹知之甚少，一无所悉。常以为彭为人正直，因此对他抱以热切的拉拢，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他的言辞，我也持一种宽容的开放态度。鉴于我自身持有不少右倾乃至错误的见解，我们的交流自然能产生共鸣。在谈论湖南的情况时，我不可避免地涉及了许多类似观点，这些或许会对彭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实际上扮演了向他提供相关材料角色的同时；反过来说，我传播这些错误观点，亦是在履行对他的义务宣传。
（二）我与黄克诚的关系
1.我与黄系于湖南共事之际结缘。自1949年至1950年底，黄系担任省委书记，而我则执掌宣传部长之职。1951年至1952年9月，我出任湘西区党委书记。同年9月，黄系离湘赴中央任职，我亦重返省委，担任副书记一职。
2. 他与彭的过往关系，我一无所知。至于彭此次对党发动的攻势，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也无从得知。
3. 往昔，我对黄敬怀有敬意。他为人正直，行事果断，虽有时显得粗犷，他对群众运动经验较少。思想上偏向保守，常从不利的一面来考量问题。我的个人生活同样充满了艰辛，与他毗邻而居已有整整一年，因此对此感同身受。在湖南任职期间，他将所积累的财政资金悉数投入到地方工业的发展中；至于省、地方的建筑项目，大体上是在他离任之后才开始动工的。
4. 每当我有幸前往北京参会，总会前往黄、雪峰、先念同志的寓所，就工作进展进行深入交流。随着与震林同志的熟络，我也逐渐成为那里的常客，而黄处更是我造访次数较多的地方。在谈及工作状况时，他常常引导我更多地从不利和挑战的角度进行思考。他未曾与我探讨中央人事事宜，唯有一次，在谈及湖南的粮食状况时，提及了震林同志，他评价谭为一位好人，却明确表示此事不可行。每当话题触及中央人事，他便立刻制止，强调不宜探讨此类话题。这便是我过往对他留下深刻印象与尊敬之情的诸多原因之一。我与黄先生偶有书信往来，频率大约是一年一两次，内容通常围绕具体的工作事宜展开。
首先，他提及衡阳车江公社的粮食状况尚属乐观；其次，——。那地仍在用木炭炼铁，请停。丙、他坚信衡阳县委第一书记魏凡同志的能力不足以胜任当前职务，因此建议我们予以考虑，对其职位进行调整。在其前往郑州参加会议之前，他于长沙机场候机期间与周惠同志会面。据周惠同志回忆，两人所讨论的内容大致围绕以下几点。
6. 庐山与黄某的两次对话，均由我、周惠、李锐三位同志共同参与。
首度于十九日的清晨八时左右，我通过电话邀请李锐同志出席。在交谈中，我们不仅探讨了湖南工作相关的数个议题——诸如木炭炼钢、浏阳工作的不足之处、以及衡阳县委书记的履职问题——还共同讨论了会议的具体情况。我与李锐同志谈及，会议的氛围似乎隐含着一种难以直言缺点的压力。黄简要地概述了主席与我们谈话的核心精神，他指出，主席在郑州会议今后将注意改正这些缺点。谈及彭的信件，黄表示初略浏览后，发现其中存在疏漏、疑点以及不妥之处。实际上，若要深入剖析，或许还能指出更多关键问题，然而，这些话却不宜直接向彭提及。大约在八点五十分，彭进踏入黄室，未作多言，便径直前往交际处，加入总理正在进行的会议。
第二次对话发生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九点左右。在主席上午的演讲结束后，我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和抵触情绪（尽管周惠同志认为主席的指导方向完全正确，但如何具体实施，还需进一步深思）。傍晚时分，我产生了前往黄处交谈的念头。周惠同志起初并不愿意前往，恰在此时，李锐同志的到来打破了僵局。他的情绪与我颇为相似，他在听完主席的讲话后，也感到与我有同样的困惑。伯达家英、冷西两位同志一同前往游小天池，却都感到了一份沉重，心中有所抵触。他的情绪异常激动，我的心情也跟着波动，我们一致认为主席的讲话难以理解。而周惠同志则显得较为冷静，他指出，你们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李锐说到主席这篇讲话是钓鱼、翻云覆雨，说主席几年来各方面取得胜利，国内外威望很高，有点“翘尾巴”， 谈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若未来不再遵循六条原则，便沦为修正主义的行径。
周惠同志虽不多言，此时也说了几句。关于二中全会撤销的决议，主席亦曾参与其中；在家中偶阅主席与斯特朗的对话纪要，斯特朗直言马恩列均不及主席，主席当时或许应有数语回应。
当时，我心头涌动着抵触之情，便急切地想要立刻前往主席处进行商谈。然而，主席先前已安排与黄处会谈，尽管周惠同志并不愿意同行，我还是强拉着他一同前往。
在黄处，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起初，我表达了对主席讲话的意外感，认为其方向发生了剧烈转变，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禁好奇这背后的原因。李锐同志则详细阐述了他对上述内容的理解。提及主席，似乎难免让人联想到斯大林晚年的形象，那是一种略显骄傲与独断的姿态。于是，我不禁询问，中央的集体领导机制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言及我们欲径直面见主席进行商谈，周惠同志当时并未发声。黄某力劝我们保持冷静，强调中央集体领导的优势；他指出，主席关于方向与立场的论述是准确的；并提及若有不当之处，理应进行反省。他劝诫我们勿因情绪激动而贸然求见主席，经此一劝，我们方始平复情绪。周惠同志随后发表了数言，大意是对主席的讲话精神表示认同。反右倾确实如此，然而在探讨具体实施方法时，我们亦需深思。正如他先前所述，这一点此刻亦已明确。
三人聚首热议，话题从四人讨论转向，主要聚焦于我和李锐同志的失误，李的情绪显得尤为激昂。一番坦诚的交流过后，我们均感心境趋于平和，遂转而讨论起湖南的早稻收割以及当前的抗旱形势。临别之际，彭进黄步入室内，提及了第八页第四条所载的数语，随后我们各自散去。
归返之后，我们深感懊悔，情绪颇感不适，犯了错误。周惠同志的懊悔之情尤为深切，她不禁询问，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该如何是好。实际上，我的内心也是紧张不安，深知错误已然铸成，将来终须承担后果。在那个时刻，我只能选择暂时保持沉默。关于那次谈话，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出席常出门活动时，我都曾恳请黄暂时不要继续提及此事。我承诺，待时机成熟，必将向党组织作出详细交代。而在十日下午的小组会上，黄将这些话坦诚地公之于众。
（三）与张闻天的交谈
我与闻天同志在延安初次相识，但除了曾在延安与他谈论过一次有关一二九运动的相关资料外，未曾有过其他深入的交谈。关于闻天同志曾犯下的教条主义错误，这一点我是有所了解的。
七月十九日，我在新编小组中发表了一次讲话（具体内容可参阅《庐山会议简报》第十八期第八页）。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走出会场，我向他询问对我的发言有何看法，他给予了肯定，并邀请我至家中进一步交流。恰巧途中遇到田家英同志，田同志热情地拉住我们，一同前往他的住处进行交谈。当时与会者除我们三人之外，尚有伯达、乔木、冷西同志，以及主席处的警卫处长王同志在场。李锐同志恰巧到访，会议气氛顿时略显紧张。在肯定了成绩之后，我们也得以谈论到不足之处。当时，乔木、伯达、冷西以及王同志等四位并未发表过多言论。此思想颇获共鸣。不久之后，我们便在田处共进晚餐。餐后，闻天同志提议：“我们还是去谈谈吧。”我随声应允，便一同前往。这次谈话持续了大约三、四十分钟，主要讨论了
（1）会议在充分认可既得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亦需深入探讨在不足之处所积累的经验。均有同感。
（2）党内民主议题探讨：一方面，每位党员应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则需营造一种鼓励言论自由、勇于发声的浓厚氛围。当时有同感，非指具体，仅泛论。
（3）刘杰发言。在提及大跃进期间的一些不足，我们应认识到这主要源于经验的不足。至于那些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问题，则不予赘述。闻天同志认为不妥。
（4）闻天建议废除公社供给制。我反对他的意见。
谈话仅此一次，内容不变。
（四）李锐同志关系
1.我与李锐同志相识于1949年南征湖南之际。彼时，他担任报社社长，我则身兼宣传部长一职。在我们的直接工作关系中，曾有一段短暂时光，我担任部长，而他却担任副部长。他给我的印象是聪明且才华横溢，往昔的评价也颇佳。然而，他多少显得有些骄傲与狂妄，且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与周惠同志自个案青委时期便已结识，周惠同志对他的印象与我大致相符。此次莅临庐山，在七月二十八日参加常委会议之前，他先后四次莅临我们处所进行闲聊。然而，自七月二十八日之夜起，他便未曾再至。
2. 李锐同志于八月十一日午时撰写的《关于我反党、反中央、反主席行为之简要交代》（全会文件四十六）此乃一派言不由衷、企图推卸其政治责任的言辞。基础错误明显，首先，其前两条内容与事实相去甚远；至于第四条，其前提亦存在偏差。其中所述诸多自由主义及无原则性的言论，部分与事实不符，部分则有所夸大。而且此次我们犯下目无法纪、损害领袖威望的严重政治失误，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每个人均存在过错根源，但另一方面，问题确实首先源于李锐同志的狂妄言论。
3. 但是他隐瞒了许多讨论的问题。
甲、（1）期望主席能够避免重蹈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2）主席在治理国家大事时，或许难以察觉身边人员的一些不当行为；至于第三项建议，我遗憾的是已无法回忆起具体内容。
乙、乔木、伯达、家英等同志普遍认为，此次会议旨在确认成绩、梳理经验。然而，随着彭德怀同志的信件公之于众，乔木同志敏锐地察觉到，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丙、在主席对我们的派别活动表示疑虑之际，乔木同志便示意田家英同志前往主席处进行说明，与此同时，李锐同志着手撰写一封向主席呈递的检讨信。
丁、乔木同志曾提及，主席曾论及海瑞，然而却又不希望成为海瑞。
戊、主席提及湖南派时，他得知中央正着手拟定一份针对反党集团的抵制决议。
己、陈云同志在经历反冒进运动后，情绪略显低落，他比喻柯庆施同志等人似乎手持大棒对人进行指责，并称自己曾历经风雨。在交谈之际，往往流露出几分情感。李锐同志曾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一职，因此对陈云同志的了解颇为丰富。李言，若非陈云同志此行将至，否则恐怕难以避免将他卷入其中。
这些关于自由主义的言论，其真实性我实难断言。他事后表示，那番话不过是随口说说，实则意在保护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以免他们受到牵连，同时也避免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他的陈述并未涉及这些内容，我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善意。恳请您斟酌，能否仅限于中央少数同志中了解这一情况，而不予以扩散，因为我对乔木、家英、伯达等同志的善良品质深信不疑。即便存在自由主义失误。扯进他们对党无益。
庚、彭德怀同志曾与我进行过交谈，且谈话内容仅与周惠同志有所分享，实则未曾向其他任何人透露。即便李锐同志曾向我询问相关情况，我也未曾向他透露过。
（五）我与乔木、尚昆同志交谈过。
与乔木同志有过两次交流：第一次，我们探讨了主席的佳作二首；第二次，在我与您的初次对话之后，我将个人的感悟与乔木同志分享，他对此表示肯定，认为这对他在撰写《形势与任务》（初稿）时大有裨益。
在谈话之余，我不禁提到了，（1）主席以及中央的一些指示，例如关于自留地及发布布告的事项，直接下达到基层，这种做法似乎不宜过多。我曾以湖南执行六月十一日指示时遇到的困难为例，说明过我们曾两次向震林同志请示并获批自行采取措施的情况。（2）此外，我还想了解中央集体领导的具体情况。
谈及乔木同志，实因李锐同志提及他们那种思想状态，我才有所提及（我与乔木同志往日交往并不密切）。当时，我并无特别意图，然而乔木同志却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那是在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乔木同志据此推断，我以为我是从俱乐部获得了某些物品以供活动所用，这实属误解。实际上，这种想法纯属我个人的臆测。与乔木同志曾交流过的那些话语，若非乔木同志主动提及，我实已记不得了。
在与和尚昆同志的一次交谈中，那是在他送审“形势与任务”稿件的那天夜晚，我便将我对主席所谈精神的领悟，以及我们初次会面时的交流内容，与他分享。和尚昆同志对此表示赞同。紧接着，在之后的几天里，在一次会议中（在彭信同志出席之前），我们又偶然相遇。尚昆同志曾向我表示，提出意见是件好事，大家需坚定立场。我个人也有同感，尚昆同志似乎也认为，在会议对成绩给予肯定之后，我们应当探讨不足，提炼经验。
曾与罗瑞卿同志就主席首次谈话的感悟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
此外，未他处提及。
（六）思想状态与错误
1.我对主席有几点意见：
甲、南宁会议中，对反冒进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当时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陈云两位同志，批评之严厉令人瞩目。或许，我们可以探索更为温和的方式，既能够有效抵制冒进，又能在对同志的批评上做到适度。
乙、在此次上海会议中，批评之声似乎较以往更为密集。谈及邓小平同志担任副帅一事，是否导致刘少奇同志等同仁面临了不小的困扰。
丙、主席讲话常含远大理想。土地使用三三制我们应当深刻领悟这些道理，明白在实际操作中，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处理。例如，某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不宜过于刻板地规定。麻城经验强调，从算账入手，以改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一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各地在具体实施时，可以允许存在不同的方法与策略。
2. 我们参加庐山会议时，心中怀揣着“成绩显著，问题存在，未来充满希望”的信念。我们期望在会议中总结经验，带着新的任务返回，未曾料到总路线和大跃进会引发路线上的争议。对于会议初期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提及一些不足之处和经验教训，许多同志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对此体会并不深刻。在几件具体事件发生后，我感到一种压力（参见会议简报第十号，我的发言），因此向您倾诉，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并非源自军事俱乐部。彭信提出观点后，我之所以基本上表示赞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思想观点上的共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情。
直至七月二十三日清晨，主席的讲话将彭信同志的问题提升至方向与立场的高度，并提出了新的反右倾运动任务。对此，我当时的理解确实存在偏差，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我原本的想法是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提出新的任务。对于反右倾的提出，我在思想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中确实已经显现出右倾的苗头。在六月底的县书会议上，我们已对此进行了初步部署，但我认为，这必须在总结经验之后才能进行。
同时，鉴于当时对彭之向党、总路线的进攻，由于对彭同志过往的历史缺乏了解，加之信件内容表面上看与自身的一些右倾思想有相似之处，因此我感到事情发生得极为突然，思想层面毫无准备，难以转变观念。我曾怀疑事情是否真的如此严重，这种想法在二十三日我本打算直接向您汇报。然而，在与黄克诚同志的交谈中，我逐渐冷静下来。直至参加常委会议，方才恍然大悟，彭确实是在对总路线发起挑战，其锋芒直指中央与主席，这才如梦初醒。懂即可。
3. 我为何在八月二日的信中没有向您坦诚，反而对主席撒了谎呢？首先，周惠同志第二次劝我前往彭处是出于一片好意，绝无恶意。涉及这些，必连累他。心有不安；
第二，尤为关键的是，涉及黄克诚同志的谈话，必然会连带引出李锐同志所提及的内容，其影响范围广泛，涉及面颇广。我所熟知的这些同志——乔木、伯达、家英、冷西、尚昆等——均为善良之人。纵使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但在会议达到高潮之际，这无疑会带来诸多不便和困扰。
第三，此事宛如三个相互交织的圆环。李锐同志与秀才之间形成了一个圆环；而我、周惠以及李锐同志，我们三人之间构成了另一个圆环；此外，我与彭有过交流，与黄关系密切，还曾与张闻天同志进行过谈话。因此，我与彭的俱乐部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形成了三个紧密相连的环节，让我一时间难以理清头绪。
基于此，我愿独自承担所有后果，暂时敷衍应对，待时机成熟、心情平复后，再向您及中央做出全面而详尽的说明。正因怀抱此种心境，我便选择隐瞒了这些细节。然而，内心深知即便暂时的隐瞒，也是对党的不忠，这让我痛苦不已，仿佛身处炼狱。直至十日晚，在无奈之下揭露了这些情节，我的心情才略有缓解，这才鼓起勇气，在昨日向您提出交谈的请求。
4. 错误严重。深层次的根源，实则是我尚未完成立场的全面革新。我的思想中仍残留着不少右倾观念，加之对党史了解不足，政治敏锐性也有所欠缺。（尽管立场尚不稳固），言语与行为中显现出不足，加之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些因素使得我在关键时刻产生了严重的动摇，导致了重大的政治失误。在您的指导、中央的决策以及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已深刻反省，决心深刻汲取此次错误的深刻教训，彻底转变错误的立场。至于我身上存在的诸多右倾错误思想，我将另行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
敬礼！
周小舟，8月13日晨2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