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回忆：蒋介石印象
康国雄
01
初见蒋介石
1941年，正值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陪都重庆频繁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为确保家人的安全，我的父亲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之上购置了一片土地——那是一处不起眼的小山丘——并在其上建造了住所，同时精心挖掘了防空设施。黄山之上，蒋介石及其夫人的别墅坐落其中，而再往前行，便是汪山，我家所住的别墅恰好坐落在汪山之畔，与马路相邻。
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每逢周六或周日下午，便会驾车前往黄山。车抵汪山，与我家别墅仅咫尺之遥，他们便携手下车，沿着公路悠闲漫步。
一日，蒋介石夫妇在我家后山坡上举办了一场野餐。目睹此景，家中的仆役们不禁齐声惊呼：“看哪，那是蒋委员长！”
成人们远远地抬起头，目光如炬地远眺。出于孩童的好奇心，我们兄妹俩悄无声息地攀爬至后山幽深的密林边缘，偷窥一番。几只警犬对我们狂吠不止，幸好蒋介石的侍卫官及时出手，制止了它们的骚动。
蒋介石夫妇见到我们只是两个稚龄孩童，不禁觉得分外有趣，便热情地邀请我们靠近，并示意侍卫官将警犬移开。我自小就不怕生，于是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妹妹也紧跟在我的身后。
“孩子们，待下次我们重逢，务必邀请你们一同游玩。”
首见蒋介石。
自那事件之后，每当蒋介石先生造访汪山散步，途经我家门前，他总会特地邀请我一同前行。若蒋夫人亦随行，她还会召唤我妹妹，让我们姐妹俩陪伴他们一同漫步，畅谈心事。
自妹妹首次与宋美龄并肩漫步，她惊喜地察觉到掌心间洋溢着令人沉醉的香水香气。于是，她不禁四处夸赞：“蒋夫人的手，真是香氛缭绕，令人陶醉！”
康国雄童年与妹合照
随着岁月的流转，蒋介石频繁造访汪山，并屡次邀请我一同漫步，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惯例。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每次漫步至我家门前，总会用那浓重的浙江乡音呼唤我：“国雄，国雄。”话音刚落，侍卫官便立刻踏入我家，召唤我前去陪伴蒋委员长散步。
自此，每当我见到宪兵沿街两侧行列有序地巡逻，心中便涌起一种预感——他们的到来似乎在所难免。于是，我便会不假思索地站在自家的庭院门前，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脚步声逐渐靠近。
在与蒋介石先生闲聊之时，他最常探讨的往往是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尽管我年纪尚轻，然而自幼便在耳畔听闻大人们的闲谈。家中不仅有仆役与厨师，在汪山之地，更是特地聘请了两名“大班”——他们不仅负责抬轿，还承担着其他杂活。这些人的住所多在乡间，家中成员有时还需下乡赶集，因此我对民间生活的情形略有所了解，甚至能够对答如流，这让他感到十分欣慰。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吩咐侍卫官为我带来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而来的新鲜水果和糖果。
在某个时刻，蒋介石得知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时常感到不适，便体贴地询问我通常前往哪位医生处就诊。我向他透露，家中主要由周伦医师为我负责诊疗，周伦博士曾远赴德国深造，遗憾的是，他因爱情受挫而一度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留下了残疾，但他的医术却堪称出类拔萃。
不日，周伦语带惊喜地对我说：“国雄啊，你竟将委员长的孙子推荐于我！”
往昔某日，一人携带两名外观颇为类似外籍的儿童来到诊所求诊。乍一看去，他们宛如精致的洋娃娃，不禁令人心生好奇。经过一番询问，始知这竟是蒋经国的子女。随后，再问及他们如何得知诊所的地址，答案竟是康国雄所推介。
在数次同行闲谈中，蒋介石偶然向我发问：“听闻你姓康，那你与康心如有何渊源？”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亲生父亲。”他立刻明白了，说道：“哦，原来是康心如先生的公子啊！”
康心如
在那个年代，我父亲独立执掌重庆的美丰银行，其影响力举足轻重。1939年，蒋介石亲自选定，委派我父亲担任重庆市首届临时参议会议长的重任，任期长达四年。尽管父亲始终对政界抱有回避之心，但在蒋介石的力荐之下，他不得不连续两届接受这一职务。蒋介石先后两次亲自接见我父亲，与之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交流。
在我心中，蒋介石（偶有夫人相伴）在街头漫步，从未避让过行人，亦未曾有过驱逐民众、实施戒严的举动。街头的行人依旧如常来去，最多只是侍卫官轻声引导，请众人稍微侧身，以便中央道路的通行。因此，沿途总有许多人驻足围观，其中有人甚至脱帽鞠躬，高呼“万岁”，蒋介石夫妇则微笑以对，或轻轻取帽，以示谦恭与敬意。
1942年，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宋美龄女士毅然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程。归国后，蒋介石总统特意派遣一位侍卫官，将一件来自美国的宝贵之物转赠于我——一支51型的“派克”钢笔，以及一张名片。相较于寻常名片，这张的尺寸略大，上面并未印有任何职务头衔，仅以“蒋中正”三个字居于正中。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件物品。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期间，一次划船时，这支钢笔不慎落入河中。幸亏它最终遗失，否则在随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它可能会给我带来无尽的困扰。
02
到黄山官邸做客
在夕阳西下的时刻，蒋介石特地邀请我，约定在四五点钟的时光，一同前往黄山他的官邸，共度一段悠闲的时光。
依照既定的时间，我独自踏上了前往黄山的旅程。守卫人员向我询问，我告知他们，我是应委员长的邀请前来。他立刻拨通了电话，不久后，一位面容熟悉、身着军装的侍卫军官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引领我步入一间宽敞的室内。
室内，众人围坐于圆桌旁，共享晚餐。环顾四周，蒋委员长身边的侍卫官分外显眼。我踏入其中，众人齐声呼喊：“国雄先生，您来了！”
在这群人中，一位身形瘦长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我生平未曾有幸目睹。他起身而立，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他的身高甚至超过了那些侍卫官。他主动邀请我与他同席用餐。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的食量之巨，饮酒之际，菜肴亦接连不断涌入口中，谈笑风生之中，更显其风趣之态。众多侍卫官纷纷向他举杯，敬献美酒。
他提问：“请问怎么称呼您？”略一思索，他接着说：“那就称呼我为蒋二哥吧。”
当时未意识到该称呼的含义。
饭还未结束，他向一名侍卫官示意：“请拨个电话，询问一下父亲是否已经起床。”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顺便告诉他一声，国雄已经抵达。”
方才，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他是蒋委员长的次子，蒋纬国将军。
侍卫官话音刚落，便转身而归，传报：“委员长已起身，下令国雄即刻动身。”蒋老二闻言立刻起身，急切地催促我：“咱们快些出发吧！”
与他离席，攀山而上。
蒋纬国和蒋介石
迈进另一座二层的住宅，我缓缓推开虚掩的门扇，步入一间空间略显局促的客厅，静心等待着。环视四周，屋内仅有几件朴素的沙发和座椅点缀，桌上摆放着一台小巧的收音机，墙面上点缀着几幅简单的画作。整个空间的布置显得异常简朴，与我家的装潢相比，显得相去甚远。那台收音机亦远远不及我家中那台宏伟的落地式收音机。
不多时，蒋介石从楼上缓缓走下，满脸喜悦之情，与我热情地握手，并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即便他乡音浓厚，浙江口音明显，我仍能准确地辨认出来。
片刻寂静后，桌面上再度堆满了各式佳肴，我们三人围坐其旁，共同品味。餐桌上共有四道菜肴和一碗汤品，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碟外皮酥脆、内里软糯的蚕豆，每一颗豆粒都圆润饱满，轻轻入口便化开了。尽管菜肴口味普遍偏向清淡，再加上我已吃得过量，这顿饭对我来说实在有些无味。而在台湾与姐夫重逢时，他笑着打趣道：“还记得吗？你那时候去蒋介石家吃饭后，我们问你感觉如何，你竟然说那些菜不好吃……”
“今日的交谈就此告一段落。”接着，他转过头对纬国说道：“你便负责将他送回家中。”
我与委员长紧紧相握双手，在离别时分，他笑容满面，风趣地言道：“待您再度莅临，我必精选一部佳片，让您尽情展现您的才华。”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我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求学，与蒋介石的重逢机会变得极为稀少，以至于他提及的那部影片，我终究未能一睹其风采。
03
我成了“汪山要人”
我父亲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交情深厚，于右任先生及其监察院同仁时常光临我家。每当他们见到我，总会戏谑一番：“汪山之地，藏龙卧虎，张季鸾（《大公报》的总编辑）与康国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众人前往黄山官邸觐见蒋委员长，皆需在侍从室登记，严格掌控会面时间，通常不得超过半小时。然而，唯有张季鸾与康国雄二人，侍从室对他们的会面时间并无固定限制。
“看哪，你的儿子显然比你更有成就，委员长亲自接见你，那是为你开启了一道绿灯；但委员长馈赠你儿子礼物，却像是向你递交了一张名片……”
事实上，那时我不仅与蒋介石有过交谊，亦与众多知名人士及要员建立了类似的联系。
享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海上闻人”的上海帮会领袖杜月笙，时常光临我家，参与我们的牌局。在我南开中学初中时期，我因抗日募捐之事，特意拜访了他。那时，他居住于重庆打铜街的交通银行。我恳请他为抗日事业慷慨解囊，他答应了我的请求，却表示需待秘书返后才可办理。我建议他直接开具支票，但他却屡次强调必须等待秘书归来。那天是星期天的下午，我作为寄宿生，必须尽快返校，心中焦急万分。最后，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支票交给我。我嫌金额太少，希望他能再开一张，但他坚决表示只能等到秘书回来。无奈之下，我只得返回学校。募捐结果公布，我的募捐成绩最为突出，而杜月笙所开具的那张支票金额也高居榜首。
杜月笙（左）
“你这是在胡言乱语，难道你没意识到他根本不擅长书写吗？他仅能签下‘杜月笙’这三个字，你却要求他填写支票，这不是故意难为他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是清朝末年投身同盟会，携手反清的革命同袍。两位先生同乡于陕西，私谊深厚，情谊弥坚。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之际，于右任先生一家，包括女婿屈武先生，暂寓于我三叔康心之先生的重庆住所。他们不仅频繁造访，更成为我家中的尊贵座上宾。
尽管当时我们尚且年幼，那位慈祥的老伯的身影却始终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特别宠爱我们，每逢来访，总是能以他的幽默逗得我们欢声笑语，而我们也乐于轻轻摩挲他那浓密的长须。
于右任
得益于与于右任的深厚友谊，杜聿明、关麟征等陕西籍的将领也曾莅临寒舍。
杜聿明曾慷慨赠与我父亲一把日本指挥刀，此刀乃他在抗战胜利之际，亲历日军受降仪式时所带回。刀身上仍清晰可见斑驳的血迹，民间相传，此刀具有辟邪的功效。往昔岁月里，它便悬挂在我父亲卧榻之旁。
杜聿明
此外，张群亦曾暂寓于舍下，而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亦时常莅临寒舍拜访。
“我来介绍何总长。”
张群、何应钦、万耀煌。
04
与蒋的最后一次交往
1945年最后一次见蒋介石。
某日，我听闻“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时校址设在成都灌县）在重庆启动了招生工作，便立刻前往报名。遗憾的是，因我尚未获得小学毕业证书，最终未能得到录取许可。
我所在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市黄葛垭的山巅之上，那里与蒋介石先生的黄山官邸之间，亦由一条便捷的公路相连接。一个星期六的午后，我携三位同窗好友，沿着那蜿蜒的山路，步行至汪山，共享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行走在路上，忽然发现每隔二三里便设有一宪兵岗亭，严阵以待。这一景象让我立刻意识到，蒋委员长即将莅临此地。我向同行者们提及，我与委员长相识，并且交情匪浅。然而，他们对此表示出怀疑，认为我不过是夸大其词。
“委员长！”
车队骤然停下。同学们惊恐之色溢于言表，脸色顿时失色，误以为我惹出了极大的麻烦。
车门正中敞开，一名身穿呢绒制服的卫官急步走来，询问道：“在各位中，可有人名为康国雄？”
“我。”我迅速答道。
委员长让你过去。
我疾步快跑，匆匆赶了过去。蒋介石立刻凭借那熟悉的嗓音认出了我。当我到达车门前，只见他正安闲地坐在车内。他询问了我的行踪，我答道：“我打算返回汪山。”他随即开口：“那便上车吧，我亲自送你一段路程。”我接着补充：“我还有三位同学一同前往。”他点头应允：“让他们也都上来，咱们一同出发。”
同学们远眺之际，心头尚存余悸，身形僵直，久久未动。我举手示意，他们方才恍然大悟，匆忙中赶来。不久，我们四人便登上了蒋介石所乘的车辆。车内配置了一排可动座椅，他们三人得以入座，而我则与蒋介石并排而坐。
“没关系，不必在意。”随即，他将目光转向坐在司机旁的侍卫官余滨东，吩咐道：“请你帮他们办理一下手续。”余滨东立刻应允。那天正值周六，他特地要求我们于下周一前往重庆的曾家岩，蒋委员长的官邸，与他进行会面。
当车队抵达汪山时，他也随我们一同步出车外。如往常一样，他陪伴着我们漫步在狭窄的街巷之中。走了一段路途之后，他微笑着开口：“这次我就不再相送了，各位就自个儿去尽情享受游玩的乐趣吧。”
我们四人兴奋不已，一路欢声笑语，畅谈甚欢，终于抵达了我的家中。同学们不禁表示出惊讶，未曾料到我与委员长竟有如此深厚的交情，他们之前还以为我在言过其实呢。
下周一，我们四人将携手前往位于曾家岩的蒋氏官邸。抵达后，余侍卫官亲自出面，引领我们四人至空幼招生委员会的报名处。
不久，我手中紧握着那封来自“空幼”的录取通知书。自此，我告别了校园的宁静，心中充满了对空军幼年学校校门的向往，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内心充满了对驾驶飞机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憧憬与梦想……
父亲当时并未身陷重庆。鉴于美丰银行分行的遍布，他每年皆需亲自走访各地，以核验账目。母亲便托人转告此消息。不久，父亲便寄来一封长信，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备我不专心于学业，竟萌生了从军的想法。信中更是提到我“竟然还妄图与蒋委员长取得联系”等。尽管如此，父亲对我似乎也已感到无能为力。
恰逢此时，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空幼”学校原定于8月底在灌县集结，但由于日本的投降，集结时间不得不推迟至9月。
父亲恰在八月伊始重返渝地，与我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交流。他言及，随着战争的落幕，战事已告一段落，继续从军的意义已然不大。他着重指出，未来国家将主要聚焦于经济建设，因此，我理应留校继续学业，不宜再投身于“空幼”这一行列。
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与耐心劝导下，我终究放下了前往“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同报名的三个伙伴中，不幸有一位在体检环节未能过关，而另外两位则成功闯过了这一关。然而，这个结果后来却被他们解读为一种“反动罪行”。
05
蒋问最后一次
1949年的岁末，蒋介石终于再次关心起我的近况。在撤离大陆的前夜，他途径重庆，因无自备车辆，便由时任重庆市长的杨森先生代为安排，征用了我家父亲的私人轿车。在乘坐此车的过程中，蒋介石与我家的司机交谈，并从中了解到车主的详细信息。此后，他主动向司机询问了关于我的种种情况。
稍后，那位司机重返现场，他向我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蒋总统竟然还提到了您的名字，并且关切地询问了您的近况。
与蒋介石的交往，那是我童年时代的一段记忆。当时，我尚且懵懂无知，对这一切毫无察觉，而我自己和亲友们也未将其当作一件重大的事情来看待。那只是因为我的顽皮和淘气而引发的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
对于那段童年的往事，我并无半点羞愧之感，亦无任何追悔之念。在我眼中，那是一段人生旅途中璀璨的篇章，洋溢着无尽的欢乐，恰似每个人心中那份难以忘怀的童年印记。
我未曾料想，那件发生在幼年的小事，竟与我的未来紧密相连，由此我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和莫名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