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我还会出来工作”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携妻子卓琳及继母夏伯根，告别了他们长达十几年的中南海居所。一行人乘坐专机抵达江西南昌，邓小平此行是为了参与劳动，并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他们获准携带了若干个人物品以及几箱书籍。在离开北京前，邓小平曾恳求与毛泽东见上一面，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批准。尽管如此，他被告知可以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致信。
在江西之地，除却那些特命派遣的本地官员，邓小平不得与其他干部有任何接触。尽管如此，他的党籍得以保留。临行前夕，他与汪东兴的对话亦赋予了他一线生机：汪东兴向他透露，他和爱妻终将重返中南海的家园，那所房子在他俩离开期间将始终空置。这一切无疑点燃了他的希望，以致于他抵达南昌后，对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言道：“我定将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十年。”
在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之前，周恩来亲自致电江西地区的干部，对其进行了安排，确保了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生活。出于安全考虑，邓小平一家被安置于一个军事驻地的住所，该地位于南昌市周边，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便捷地调配交通工具。
邻近地带设有一座工厂，这为邓小平与卓琳参与劳动提供了便利。当地干部精心挑选了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所居的一栋二层楼房，邓小平一家的住处设在二楼，而保卫人员及其他干部则居于楼下。
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初到江西。
自迁居江西以来，邓小平与卓琳每日清晨六点半便起身。随后，在旁人的陪伴与监督下，他们投入了一个小时的阅读，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早餐过后，二人步行至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辛勤劳作直至上午结束。
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份，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
新建县拖拉机维修车间
夏伯根，邓小平的继母，在家中负责烹饪与家务琐事。午餐过后，邓小平夫妇稍作休息，随即沉浸在阅读之中，所携书籍包括我国历史经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以及翻译自俄国与法国的文学作品。
彼时，电视尚未普及，然而他们仍能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新闻资讯。每晚十点钟，他们便上床就寝，邓小平则会阅读一个小时的书，方才安睡。随着孩子们的相继到来，家中增添了几许外界的信息。1971年夏日，邓朴方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得他们得以收听短波电台的广播。
除了在工厂辛勤劳作，邓小平与卓琳亦投身于自家的菜园，勤勤恳恳地耕作。尽管他们的工资有所减少，生活过得相对节俭。夏伯根饲养了数只鸡，确保他们仍能享用鸡蛋与鸡肉。邓小平也相应地减少了吸烟量，通常几天才抽一包烟。至于饮酒，他已戒掉了红酒，午餐时仅以一小杯价格低廉的本地酒为乐。
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慎之，曾担任周恩来同志的助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成为随同邓小平同志访美的顾问团成员之一。据他回忆，毛泽东同志并未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在江西时期所经历的深刻转变。邓小平同志返京后，尽管仍需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履行某些职责，但他坚信中国亟需进行更为深远的变革，并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尽管毛泽东对身处江西的邓小平有着怎样的安排不得而知，对邓小平本人而言，这却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让他得以抽身于北京那严酷的政治漩涡——在那儿，人人自危，随时可能遭受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邓小平发现，在这段远离日常政治的闲适中，他得以对国家的重大及长远目标有了更为清晰的洞察。
毛泽东在延安那段被严密封锁的岁月里，深思熟虑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全国性战略布局。邓小平亦在江西的流放期间，默默思索着他即将引领的改革航向。然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每日都与同志们及助手们展开深入讨论，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而邓小平在江西，却只能孤身一人沉思，他的见解唯有自己明了。
赴江西任职使得邓小平得以迅速平复心境。尽管他鲜少表露情感，但据其女儿邓榕所述，邓小平实则内心丰富。邓榕透露，父亲每日步行约5000步，绕小楼行走40圈。她形容道，邓小平“一圈又一圈地前行，步履匆匆……边走边思考……每一步、每一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邓小平素来不向妻子儿女透露高层机密，然而，他与妻子和女儿邓榕朝夕相处，深谙京城政界风向，因而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内心的起伏与牵挂。邓朴方，作为邓小平五个子女中的末子，是最后一个获准赴江西的。
1968年，邓朴方因承受不住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选择了跳楼自尽，不幸的是，这一举动导致他脊椎骨折。当时，由于父亲正遭受批判，医院起初不敢为他进行治疗，致使病情愈发严重。后来，他得以转院至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经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并且伴有高烧。
邓朴方在病榻上昏迷了整整三天。幸运的是，医生们竭尽全力挽救了他的生命，然而，为了避免可能导致的严重瘫痪，他们并未进行手术干预。这导致他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功能也随之丧失。随后，他被转至北京大学校医院接受治疗，但医院方面依旧未对他进行手术以改善病情。在此期间，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不辞辛劳，轮流搬至医院附近，悉心照料着他。
那年的夏日，邓榕得以获准赴京探望久居京城的父母。在此期间，她向他们透露了弟弟邓朴方不幸的遭遇。邓榕回忆，得知儿子邓朴方终身瘫痪的消息后，卓琳悲痛欲绝，泪流不止，连续三日三夜未曾合眼。而邓小平则沉默不语，静静地坐在一旁，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1971年6月，邓朴方抵达江西，邓小平便担负起每日协助其翻身、擦拭身体的重任，而卓琳则承担起清理排泄物、更换床单与衣物的职责。照片中便捕捉了邓朴方在江西的居所一幕。
邓朴方，在众多子女中，与父亲的关系尤为亲密。1971年6月，他终于得以获准前往江西与父母团聚。为了便利他的出入，家中在一楼为他精心布置了一间居所。在邓榕、卓琳及夏伯根的协助下，邓小平亲自负责在白天为邓朴方翻身。此外，邓小平还亲自为他沐浴按摩。谈及“文革”，邓小平在一位外国客人面前情绪激昂，将其形容为一场灾难。
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1956年，邓小平抵达莫斯科之际，目睹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严厉指责，深刻体会到了赫鲁晓夫基于情感的猛烈抨击对苏共和那些曾为斯大林效力者的巨大冲击。
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如何确保人民对党的信任，坚信党能实施正确的领导，同时避免对那些曾服务于毛泽东的人造成伤害，即便是在调整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后？有确凿证据显示，邓小平在离开江西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策略已有明确的规划。
中国领导人理应赞誉毛泽东，并持续对他表示敬意。然而，在阐述毛泽东思想时，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将其视为对时代环境巧妙适应的典范。邓小平在赴江西之际，便已敏锐地捕捉到了中西方关系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先兆。在江西期间，邓小平得以阅读报纸，后来甚至能够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
在1970年得知中国与加拿大关系实现正常化之际，他迅速洞察到了基辛格后来承认的事实——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明了：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参加1970年的国庆庆典，实际上是中国意图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明确信号。
1971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11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坚信，我国已经严重滞后，亟需进行改革。他对农民生活的深入了解，让他深刻认识到“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的另一部分思考，则源自于他孩子的亲身经历。邓榕曾在陕西北部的农村地区参与劳动，回到江西后，她向家人描述了当地农村仍缺乏厕所和猪圈的现实状况。
数名孩童亦向双亲倾诉了农民困苦无依的境遇。首批获准赴江西探望邓家的李井泉之子嗣，便是他的三个孩子，他们在1972年春节期间获准在江西逗留了五日。彼时，李井泉的这三个子女正于江西故乡工作。
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
彼时，他并未多言，仅以一句“农村亟需更多教育”轻轻带过。邓小平在告别江西之际，对于中国问题的严峻性以及推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孩子从未责怪过父亲。
在“文革”期间，邓小平遭受批判之际，他的五个子女亦接连遭受红卫兵的欺凌。邓林与邓楠在各自的职场遭遇批判，而其他孩子则在校园中饱受折磨。尽管在“文革”爆发前，邓家便已展现出和谐温馨的氛围，但在遭受迫害之后，孩子们更是紧密团结，深信父亲的清白。
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邓小平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
他的三个女儿迅速断然认定，那些针对父亲的指责纯属虚假，她们也从未向红卫兵或他人提供过任何可能被用来批判父亲的材料。卓琳随后对孩子们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她们即便在面临压力之下，也始终未曾对父亲有过任何指责。
1970年，邓林、邓楠、邓榕相继抵达江西，为的是与母亲团聚。这幅照片记录了他们当时欢聚一堂的温馨时刻。
在江西期间，邓小平所撰写的大多信函，均旨在恳求准许子女返乡团聚，并为他们在南昌周边地区安排工作，以便邓朴方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据邓榕所述，在其一生中，除却子女之事，他未曾有过如此频繁的写信之举。
邓小平料想这些信件将被转呈毛泽东，于是借此机会向毛主席提醒，自己在江西依然恭候，并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安排。然而，信中的内容无不关乎孩子们的生活琐事。尽管北京的回复时常延迟，但孩子们最终还是得以获准前往江西探望父亲，每次至少逗留两周，而邓榕则被特许停留更长的时间。
1969年12月，邓榕率先获准在冬季农闲期间留在家中，紧接着，邓质方也获得了同样的许可。不过，他们必须在春耕前夕返回农村的生产队。随后，邓楠，当时任职于国家科委，及其配偶也得以回家团聚，这一许可是在1971年春节期间获得的。
邓楠在江西迎来了她与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一个女儿的诞生。同时，邓小平的长女邓林也得以在春节之际，获准返乡团聚。这一切得以成行，得益于毛泽东依旧认为，相较于刘少奇及其他干部，他与邓小平的私人关系更为紧密。
在邓朴方的五个子女中，他对上层政局的变迁最为洞悉。他的江西之行，让父亲得以亲耳聆听更多关于学生政治斗争的细腻描述，从而深刻体会到了北京政局的微妙变化。
随后，那些熟悉邓小平的人透露，在考量对人的惩处时，他绝大多数情形下都能做到不受个人情感所左右。然而，对于聂元梓的判决，他却表现得格外严厉，坚决主张给予其十年以上监禁。这是因为，正是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终身瘫痪，以及约六十名教职工的悲惨离世。
聂元梓
1973年，邓小平自江西离别之际，其听力已渐显衰退。平日里，他鲜少加入儿孙围坐一堂的谈笑，然而，孙辈环绕膝旁，一同观看电视节目，亦能让他心情愉悦。若他愿意参与到孩子们的闲聊之中，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贴近他的耳边，向他倾诉各自的经历与见解。然而，据邓榕所述，父亲对自己过往的经历和判断力深信不疑，鲜少受到孩子们意见的影响。
林彪坠机，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
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将林彪元帅与邓小平视为其最看好的两位潜在接班人。据邓榕所述，其父与十大元帅中的九位均有交往，唯独与林彪鲜少往来。毛泽东亦敏锐地察觉到二人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曾回忆，1966年，毛泽东将他召见，并指示他与林彪携手共事。
邓小平虽应允与林彪会面，然而一番交谈过后，两人却愈发走上了各自的道路。1966年，毛泽东将林彪定为他的“亲密战友”及继承人。
尽管如此，1967年，毛泽东仍私下表示，即便林彪健康状况堪忧，他亦打算召回邓小平。林彪深知与毛泽东关系过于紧密可能招致风险，自被冠以“亲密战友”之衔后，他对于与毛泽东间的关联始终感到不安。
至1970年，毛泽东对林彪产生疑虑，认为林彪可能在他生前便图谋篡位，于是自1971年夏末起，着手筹备解决林彪的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麾下的主要军队将领，以验证他们对自身的忠诚。
1971年九月之初，毛泽东乘坐火车自杭州返京途中，列车抵达上海。鉴于对林彪存有深切警惕，毛泽东并未下车，反而指令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以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了他的列车。
9月12日，林家得知毛泽东已返回京城，顿时陷入极度的焦虑之中。林立果紧急调动飞行机组及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妇、他本人及其追随者，于夜幕低垂之际逃往苏联。然而，不幸的是，飞机在蒙古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邓小平最初通过儿子邓朴方所使用的短波收音机收听新闻，才得知了那起坠机事件。林彪去世之后，许多人坚信毛泽东将迅速让邓小平重返重要职位。邓小平自己内心也抱有相同的期待。在审阅了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之后，他毅然决然地鼓足勇气，向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信。
林彪的暴露来得异常突然，那一系列罪大恶极的行径让我震惊不已，亦激起我满腔的愤慨。若非主席和党中央英明果断的领导，以及及时的洞察与处置，真不知会有多少无辜的生命遭受无妄之灾。我谨遵主席的指示，通过劳动与学习不懈地进行自我革新。我并无过多奢求，只盼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再次为党的事业贡献绵薄之力，那自然是在技术领域的工作，借此机会在努力中弥补过去的不足。
数月来，邓小平未获任何音讯，即便偶得回应，毛泽东似乎也尚未下定决心，关于何时以及是否让邓小平重返岗位。此刻，毛泽东身心俱疲，正全力以赴筹备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相关事宜。
